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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毛泽东组织的两次集体学习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作者:邢秀兰 任云飞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字数:4006

     

文_邢秀兰 任云飞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政党。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和各级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已经成为一种制度,这种学习制度的形成可以追溯到80年前。当时,在全民族抗战的背景下,毛泽东从统揽全局的高度出发,围绕唯物辩证法和军事理论组织了两次重要的集体学习,从而极大促进了党的理论创新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并最终推动全党形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学习运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考察当年毛泽东组织的集体学习,对推动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党进行“一个大学习”的号召,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组织理论工作者学哲学

  1938年初的一天,毛泽东吩咐郭化若找几个人组织哲学座谈会。开始参加座谈的主要是毛泽东的秘书和干事,座谈的地点在毛泽东的办公室内,每星期三晚上举行一次。这些人均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但又不同于专门的理论工作者。座谈的内容是“辩证唯物论的一般知识和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的通俗讲话”。不难体察,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为了应用。学习方法是:事先指定一个报告人,负责准备讨论提纲并首先发言,然后,与会人员再相继发表意见。每次座谈,毛泽东都亲自主持,引导大家把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同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而在大家发言时,他自己“不发言,也不插话”,似乎是边听边思考着什么,许多灵感可能就此而来。
  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发现了和培元的哲学才能,将他推荐到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课,受到广大学员的欢迎。一时间,毛泽东组织哲学座谈会的消息在延安传播开来,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和专门的理论工作者也来参加,人数增加了,毛泽东的窑洞容纳不下,就转移到中央组织部,学习形式也变为先由专人作大报告,再进行讨论。更大范围的集体学习就这样开展起来,成为延安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这期间,为了切实把唯物辩证法弄清楚,毛泽东还专门组织何思敬、艾思奇、陈伯达、和培元、杨超等人成立了哲学小组,集中研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艾思奇和何思敬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陈伯达、和培元、杨超是后起之秀。显然,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很高的学习小组。
  当时,毛泽东已经写出《辩证法唯物论》(为抗日军政大学准备的讲课提纲),《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从其中的两节扩展而成的。毛泽东把它们制成油印稿发给大家提意见。其中,讨论的重点是《矛盾论》中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据杨超回忆,大家毫无拘束,畅所欲言,尤其是艾思奇、和培元、陈伯达发言踊跃,有时还争论一番。毛泽东就不同意艾思奇的一个观点,认为差异性也是矛盾。这一过程中,充分体现了真理越辩越明的法则,相关内容和灵感最终充实在毛泽东的《矛盾论》中,从而为弄清党所犯的“左”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及认清中日矛盾、国共矛盾下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提供了哲学基础。
  在毛泽东的积极推动下,1938年夏秋之际,新哲学会在延安成立。这也可以说是集体学习的一个重要成果。自此,不但更加系统地对马列主义哲学著作进行编译出版,而且使集体性学习进一步推广和深入,各机关、各单位纷纷成立学习小组、研究会。其中,最著名的是陈云在中组部和张闻天在中宣部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小组,被中共中央评为模范小组。随着延安学习运动的展开,理论学习和研究的热潮进而扩展到各抗日根据地。1940年6月,在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朱德就专门介绍了华北集体性学习的情况,“许多干部都能把哲学上的原则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显然,集体性学习正在成为全党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组织高级将领学军事

  全民族抗战初期,重视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轻视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倾向,不单国民党和国统区的群众有,中共党内和边区的部分群众也有。无论是面对党外还是党内,中共迫切需要阐明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战术方略。1937年12月底,毛泽东召集郭化若、罗瑞卿、萧劲光、刘亚楼围绕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进行了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如何认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怎样指导游击战争以及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中的外线作战等一系列军事理论问题,让他们各抒己见。座谈会结束前,毛泽东还给每个人都安排了具体的研究任务,并要求形成文字稿,最终编为抗日战争研究丛书。
  更重要的是,在分头研究抗战的同时,毛泽东进而组织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学习和研究,参加者有滕代远、罗瑞卿、叶子龙、萧劲光、莫文骅等留守延安的高级将领。《战争论》是一部划时代的军事理论名著,体现了丰富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思想,曾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高度评价。自1938年2月,这样一种集体性学习研讨就在毛泽东的住处开展起来,每周一次,从晚上七八点至深夜十一二点。起初,读的是较难懂的文言文译本,且仅有一本书,大家只能轮流看,边读边议。懂德文的何思敬到延安后,毛泽东便请他翻译德文版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并参加《战争论》学习会。何思敬翻译一章,介绍一章,大家就共同学习一章;方法也相应地调整为由何思敬主讲,带领大家读书,然后共同讨论。每次学习,毛泽东都参加,“听得很认真,还拿来一支红铅笔,在一个本子上不时地记录”。讨论结束,毛泽东作小结发言,最后还请大家喝一碗小米粥。这个集体性学习活动大约持续了3个月,“重点讨论过关于战略阶段的划分问题、集中兵力问题等,但讨论最多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还联系红军以多胜少的实际经验对克劳塞维茨的集中兵力思想进行了生动阐述。
  稍后,毛泽东又组织对军事辩证法的学习,参加者有何思敬、艾思奇、和培元等理论工作者和在延安的高级将领。据莫文骅回忆,学习的形式是:“艾思奇写学习提纲,由几位哲学家分头报告一章,然后讨论,大家结合实际,畅所欲言,最后由毛主席讲话。”其中,主要围绕土地革命时期红军作战实践展开,中心内容是军事辩证法,实际上是从理论层面总结中共十年内战的经验和教训。
  这种集体性学习很快见了成效,特别是推动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成熟。1938年1月,毛泽东在给艾思奇的信中尚说关于军事问题写文章还不可能,但到5月,他就相继写成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这两篇影响深远的作品。同年7月,抗日战争丛书也编辑出版,推动了党的游击战理论的创立,进而切实有效地指导了敌后游击战争,并为整个抗日战争的胜利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三、集体学习留下的宝贵财富

  80年前毛泽东组织的这两次集体学习,是目前已知的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集体性学习。显然,这种学习取得了很大成效,可以说,参加的相关人员和机关都从学习中尝到了甜头。因此,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1938年12月,他在中央组织部召开的会议上要求把学习作为检查干部工作的重要内容。根据毛泽东的讲话,《新中华报》发表的社论指出:“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是中国历史转变的关键。要在这个空前的历史战争中,求得自己的生存,我们必须努力学习。”1939年5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公学礼堂举行学习动员大会,毛泽东的讲话指出,党最近发动了两个重要的运动,一是生产运动,一是学习运动;“这两个运动都有普遍的和永久的意义。大家都要学到底,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自此,全党的学习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40年1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明确规定了干部教育的方针、课程与在职干部的学习方式。不久,中共中央还规定“五月五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在毛泽东看来,“我们共产党要领导革命”,“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懂得各种各样的事情。因此,要领导革命就须要学习”。他还指出:“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也就是说,学习是党自身地位的需要,是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这已非常接近我们今天所讲的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意味了。
  集体性学习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学习财富。一是重视学习。每一个党员和领导干部都要有学习意识,把学习看作增强本领和提升人生境界的必由之路,从而养成终生学习的习惯,就像周恩来所讲的,活到老,学到好。生命不止,学习不息。毛泽东就是这样,去世之前的8分钟,仍然在读书学习。二是学习方式要多样化。诸如个人阅读、集体研读、分工协作、专家领学、讨论争辩、总结提升以及记笔记、写文章、共同出书等。三是学习要充分与现实需要相结合。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紧紧围绕党的革命事业和中心任务来展开学习。学以致用,用而再学。四是要建立学习机制和组织领导机制。比如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有学习小组,有专人负责,有指导、规范、监督和检查等。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毛泽东和党中央也经常强调学习,但是作为一项制度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坚持。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多次号召领导干部为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而加强学习。1980年,胡耀邦提出请科学家给中央领导讲课,并很快付出实施。从1994年到2001年,江泽民主持连续举办了12次面向中央领导同志的法制讲座。2000年9月,中组部、中宣部联合制定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的意见》。2002年12月,胡锦涛主持十六大以后第一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他指出:“今天这次学习活动,是新一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第一次,开了个头。这要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自此,集体学习制度就在全党范围内再次确立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中央政治局先后组织了49次集体学习,反映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深刻思考。
  (作者: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央党校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范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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