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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抗战新闻宣传工作的历史经验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作者:蔡斐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字数:4620

     


  “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1941年5月16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下了这样的发刊词。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在中华儿女为民族独立而英勇奋斗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将新闻宣传工作与党的总路线、抗战救国的民族使命统一起来,自觉担负起以笔为枪、新闻救国和舆论动员的光荣使命。中国共产党抗战新闻宣传工作的历史经验,为当下开展新闻舆论工作提供了深刻启示。
  一、坚持党性原则,以高度的看齐意识,保持与党中央的一致
  “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的洛川会议上,中共中央明确了全党下一阶段的中心任务,“7月7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3页)基于党中央的方针部署,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类新闻机构,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动员报纸、刊物……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向前线官兵、后方守备部队、沦陷区人民、全国民众,作广大之宣传鼓动……用以达到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目的”。(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47页)14年的抗战岁月中,党中央也多次强调要加强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抗战宣传必须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克服宣传人员闹独立的错误倾向,并且明确提出,党报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纲领和主张。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致读者》。社论首先就强调党报要“贯彻着坚强的党性……不仅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信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而且更重要的是报纸必须与整个党的方针党的政策的动向密切相联,呼吸相通”。对党性要求的强调,与党的领导一致,更与争取民族独立的时代主题相契合。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使解放日报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同时也就是要使它成为天下人的报,成为一切愿意消灭民族敌人建立民族国家的人民共同的喉舌”。
  改革开放新时期,做好新闻舆论工作,关系人心向背,关系旗帜道路,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承担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新闻舆论工作要助推这一崇高使命的达成,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党性原则,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就必须以高度的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向党中央看齐,自觉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自觉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就必须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二、贯彻团结原则,寻求最大公约数,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认为,要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根本方法在于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全民族的力量凝聚到一致抗战上来。围绕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机构,坚持抗战、团结和进步的方针,积极推进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新华日报》在《发刊词》中明确宣示,“本报愿与全国一切志切救国的抗日的战士与同道,互相勉励,手携手地共同为驱除日寇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移驻重庆后,该报以团结抗战为“最大公约数”,按照“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方针,广交朋友,增强团结。后人评价说,“《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几乎人人会做统战工作,个个广交抗战朋友。他们广交朋友,举办茶话会、酒会等,与社会各界广泛接触,广结人缘,争取他们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张瑾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舆论话语权研究》,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第342页)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也向中外记者敞开大门。毛泽东多次在延安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如美国记者斯诺、英国记者贝特兰、《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新民报》记者张西洛等。毛泽东在世界反法西斯和中华民族抗战救亡的大框架下,求同存异,广交朋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政策和战绩。来自中立或进步媒体的新闻报道,不仅冲破了国民党当时对根据地的新闻封锁,也让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听到了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从传播效果上看,这种借助舆论领袖“他人之口”的说话方式,往往比“自己说话”更有说服力,这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斗争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当下中国,事实上存在两个舆论场:一个是老百姓的口头舆论场;另一个是新闻媒体着力营造的舆论场。由于生成机制、解读角度和话语方式的差异,对同一社会现象、话题或政策,两个舆论场往往观点不同、评价迥异,有时甚至会形成对抗。要形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新闻媒体必须在舆论工作中最大限度地寻求利益共同点和共同价值观,弥合国家话语在“两个舆论场”中的撕裂,履行舆论引导职责,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当代中国,正确看待外部世界,形成理性信息认知,构建同心圆,统合社会思想的最大公约数,进而凝聚改革共识,促成中国梦的实现。
  三、做好对外宣传,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对外沟通的桥梁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工作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不能“打哑巴仗”,必须“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新华日报》《发刊词》1938年1月11日)面对战时不利的新闻封锁,中国共产党积极开拓对外宣传阵地,如创办《先锋报》、《救国时报》、香港中国通讯社、国际新闻供应社、国际新闻社,并充分利用外国新闻机构进行对外宣传报道,还派遣部分同志到香港和南洋地区进行新闻宣传工作。在与斯诺、史沫特莱、白修德、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的交流采访中,先后产生出《红星照耀中国》《中国的抗战》《中国的双星》《毛泽东印象记》等大批影响深远的新闻报道,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事业。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各派政治力量中最早开展反法西斯斗争,领导推动局部抗战,率先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根据世界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实践,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地展开对外交往,吸引外国来访者进入敌后抗日根据地采访。时任美国驻华武官的卡尔逊把自己在延安的考察写成秘密报告,递送罗斯福总统。他把延安称作“中国自由之源泉”,从延安的八路军身上,他“看到中国人民也同样地热爱平等自由,看到了那种曾经在列克星顿、特伦顿和瓦利福并激励我们祖先的同样精神”。(马祥林:《蓝眼睛 黑眼睛:国际友人援华抗日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英国学者班威廉也通过英国大使馆向英国政府递交了关于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发展情况的秘密报告,该报告有力地影响了英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及其战后的对华政策。
  在全球传播的背景下,做好对外宣传,讲好中国故事,关系国家形象,关系国际话语权,关系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和砥砺奋进的当代中国蕴藏着数不尽的故事,一定要认真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调整传播姿态,找准世界需求,把我们想讲的和国际社会想听的结合起来,讲清楚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回答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领导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管用等重大问题,阐释好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四、探索传播规律,结合实际积极创新,适应舆论格局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抗战新闻宣传工作,在长期的战斗实践中,不断摸索,积极创新,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传播规律。比如针对日本士兵、落后群众、海外华侨、外国记者,灵活地输出不同的传播内容;比如重视典型报道和典型调查,通过榜样示范来教育引导群众;比如不同的报刊,特别是大后方的报刊,采取不同的宣传策略,因地制宜地做好宣传;比如党报工作者要有群众观点,不要做“报阀”,对于群众既要做学生又要当先生;比如党报可以围绕问题展开争论,但问题要有相当的意义,立场要正确;比如倡导生动活泼的文风,反对党八股。
  面对当时传播技术手段的落后,中宣部在1941年明确指出:“发展无线电广播事业,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如此,中宣部还从广播内容、广播材料、电讯形式、广播时间等方面对广播电台的具体工作及时给予指导:“广播内容应以当地战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具体活动为中心,以具体事实来宣传根据地的意义与作用;广播材料应力求短小精彩,生动具体,切忌长篇大论,令人生厌的空谈;广播均应采用短小的电讯形式,每节平常以三百至五百字为适当,至多不超过一千;每节电讯应一次广播完结,不得拖延时日,至多不得超过两天广播的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00页)
  随着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当前舆论格局发生了深刻调整,媒体生态也产生了重大变化,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形势发展,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要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略,从时度效着力,体现时度效要求”。这些高屋建瓴的论述,在尊重新闻传播规律的基础上与时俱进
地提出了舆论工作的创新改进,是新时期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有力抓手,新闻工作者应该认真学习领会。
五、加强科学研究,不断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
  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党的抗战宣传工作没有停留在常规的日常事务性工作上,而是不断从感性走向理性,产生出诸如《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中国工人〉发刊词》等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不少重要新闻思想,比如新闻工作的真实性原则、战斗性原则、组织性原则、党性原则和群众性原则,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发展并趋向成熟的。这些思想在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体系,并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例如,从中共早期党报实践到《解放日报》改版前,群众一直被认为是党报教育、组织和动员的对象。《解放日报》改版后,党报被定义为群众的报道者、反映者和喉舌。这一转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对群众性认识的积极进步。由此,群众在新闻报道中的主体地位得到了有力提升,群众的生产生活也得到了充分展现。这一转变,也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得到了传承发扬。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的新闻舆论和宣传思想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新闻思想,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自觉和自信,回应了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中国新闻舆论生态重构带来的诸多挑战。对此,我们一定要透彻研究习近平新闻思想,深入阐释其重大意义、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不断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积极为新闻舆论工作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作者: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责任编辑 胡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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