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改革开放40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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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宝贵经验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作者:沈传亮 武圣强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字数:5858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干部队伍建设,牢牢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和根本性问题来抓。毛泽东曾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队伍就是决定性因素。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党中央制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所谓关键在人就是要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严格干部选拔标准、注意科学合理使用干部、不断调动广大干部积极性、推动人事制度法治化,全面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政治保证。进入新时代,认真总结分析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这些宝贵经验,对于继续全面推进干部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严格干部选用标准
  严格干部选用标准既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优良传统,更是40年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积累的宝贵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围绕“德才兼备”这一选任干部的根本标准,在不同阶段又对其进行丰富发展,努力做到选贤任能,为改革事业顺利推进提供坚强保障。
  面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现象,党中央从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建立顾问委员会制度,并提出大力选拔中青年干部。邓小平多次强调注意培养人,要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入领导班子,认为这是关系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问题。1980年12月,邓小平指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保证。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革命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1页)这就明确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又把“四化”方针载入党章。此后,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成为新时期干部选用标准。据不完全统计,从1982年到1984年短短两年的时间,就有200多万名符合“四化”要求的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被提拔重用,较好完成了新老干部的交替与融合,大批中青年干部被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干部年轻化程度得到有力提升。
  20世纪9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要确保我国改革和建设事业顺利发展,保证跨世纪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素质已经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座谈会上,江泽民提出“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命题,指出“我们要建设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就是由具有社会主义政治家素质的领导骨干带领的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确实,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党员干部的知识结构、思想理论政治水平、治党治国的能力,直接关系党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因此,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总目标:“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创造一个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建立一套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充满活力的管理机制,形成一套法制完备、纪律严明的监督体系。”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特别突出强调选人用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把干部的德放在首位,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保证。”
  针对一段时期内一些地方和部门在选拔任用干部时存在的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龄等“四唯”倾向,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建设一支宏大高素质干部队伍,并就干部的选拔、使用、管理、监督作出明确要求,为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干部选任工作指明了方向。他指出:“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的提出为选人用人树立起新的时代标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突出政治标准,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不断提升干部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作风、专业精神以提升他们全面执政的本领,让干部在一线岗位练兵,在基层积累工作经验,在实干中提升专业素养,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家里手。当前,干部选任“四唯”难题得到有效破解,干部工作出现了新气象、呈现出新面貌。正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干部选用标准的不断科学化推进,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坚持正确用人导向
  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选拔干部后关键环节在用。一段时期内,有的地方和部门,正确用人导向并没有得到很好体现,一些德才平平、投机取巧的人屡屡得到提拔重用,一些踏实干事、不跑不要的干部却没有进步机会。因此,党中央提出各级党委必须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及时发现好干部并合理使用起来。这一理念贯穿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整个过程。
  不断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形成良好的干部考核导向。40年来,我们不断加大干部考核管理力度,针对不同岗位进行更为科学的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凭突出的工作实绩用干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继续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他还明确提出对那些惯于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然后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屁股烂账的干部要实行责任制,并且要终身追究。2000年我们制定下发《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明确了党政干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目标,就考核作出明确规定。201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是对2002年中央颁布的《干部任用条例》的进一步修订,干部考核逐步完善,体现了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的精神。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提出适应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切实解决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尤其提出要突出对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执行情况的考核,制定出台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改进年度考核,推进平时考核,构建完整的干部考核工作制度体系。
  健全考察机制和办法,做到知人且用人得当。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努力选拔那些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知识、懂专业、锐意改革的干部。后来,我们提倡票决和民测,提倡多到基层群众中、多在乡语口碑中了解干部。我们还开展了公开选拔考试。这些都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过程中的有益尝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着重通过发挥组织的把关作用,由原来的海选变成海谈,多渠道、多层次、多侧面了解干部。这样有利于我们做到“知人”。知人不深、识人不准,往往会出现用人不当、用人失误。用人得当就是要科学合理地使用干部,也就是用当其时、用其所长。用人从工作需要出发,以事择人,不能简单把职位作为奖励干部的手段。
  人才是第一资源,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只有这样才能使大批好干部源源不断涌现出来,才能使大家的聪明才智充分释放出来。十八大以来,我们继续实施人才计划,大力度引进海外高端人才。组织部门高度重视青年干部选拔培养,既压担又鼓励。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2018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意见》,会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关键在于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归根到底在于培养选拔一批又一批优秀年轻干部接续奋斗。要按照做好新时代年轻干部工作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政策措施,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进一步推进年轻干部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三、注重调动干部积极性
  调动一切积极性,是搞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经验。调动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不断激发干部的活力,既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目的,也是我们干部人事工作的重要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同时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从制度层面为提高干部队伍积极性提供了坚强保障。
  组织部门是干部之家。调动干部的积极性首先是调动管干部部门的积极性。20世纪80年代,我们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迈出的关键一步就是从放宽干部管辖权限开始的,从下管两级改成了下管一级,使组织部门的管理权限增加,不仅调动了组织部门的积极性,还大大调动了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从单一化管理到分类管理来调动干部积极性。自2006年公务员法实施以来,我国所有公务员一直按综合管理类进行管理。这种管理方式带来职业发展通道单一、管理针对性不强、基层压职压级等突出问题。推进公务员分类管理成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必然选择。2016年7月,中办、国办印发《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管理规定(试行)》《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规定(试行)》。这两个规定明确专业技术、行政执法两类职位设定,建立“四等十一级”的职务序列,明确各自晋升方式。根据两个规定及配套办法,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实行分类管理,开展分类录用、分类考核、分类培训,从而实现分渠道发展、精细化管理、专业化建设,这极大地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
  推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的制度,不断激发基层干部积极性。长期以来,公务员主要依据职务进行管理,县以下机关公务员受机构规格等因素限制,职务晋升空间小、工资待遇低、干部留不住等问题比较突出。为此,有必要推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的制度。2015年1月,《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印发,在全国县以下机关全面推开。100多万名基层公务员晋升了职级,享受上一职务层次的工资待遇。这项改革让广大基层公务员享受到了党中央关爱基层的“真金白银”和“改革红利”,激发了基层公务员干事创业的激情和动力。
  积极推动改革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目前,全国有110多万个事业单位、几千万工作人员,其所属行业、层级、类型千差万别。对领导人员管理既要提出共性要求,也要兼顾个性差异,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为此,中组部等部门贯彻落实中央要求,回应现实期盼,加快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政策法规体系建设步伐,构建起以《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为统领、各行业办法相配套的“1+X”制度体系,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法规从无到有,填补了制度空白。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更加重视调动干部的积极性。2018年5月,中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提出要体现差异化要求,合理设置干部考核指标,改进考核方式方法,增强考核的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调动和保护好各区域、各战线、各层级干部的积极性。尤其是完善政绩考核,引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防止不切实际定目标,切实解决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四、推动干部人事制度法治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断推进,其中一个鲜明亮点就是推动干部人事制度法治化。法治化也是我国成功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经验。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随后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和全国人事局长会议,都强调改革现存的干部制度,搞好干部队伍结构的改革工作,建立、健全必要的管理规章。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干部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十三大后,我国开展了公务员制度的试点。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大提出“尽快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1993年8月,国务院颁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这标志着中国公务员制度的理论与实践进入一个新阶段。
  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提出“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公务员制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的任务。1998年九届全国人大以法律形式通过了政府机构改革方案,这宣告了公务员制度进入深化改革的阶段。2000年中央颁布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明确提出要抓紧研究制定公务员法。党的十六大报告也强调,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健全公务员制度。
  在精心准备的基础上,2005年4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在全国人大会常委会通过并公布,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是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推进干部人事工作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重要举措,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步骤。颁布实施公务员法有利于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一支善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对于加强各级政权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扩大干部工作民主,规范干部任用提名制度,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2009年,中央印发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对我国干部人事制度建设又进行了新部署。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继续深化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2013年6月,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提出明确要求。2014年6月,中央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工作的意见》。2015年7月,中办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重点推动干部能下问题。以《规定》为依据,截至2017年11月底,全国共调整县处级以上干部28207人,其中省部级147人,厅局级2347人,县处级25713人,初步构建了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选人用人机制。2016年8月,中办印发《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这一系列制度的出台,都表明我国干部人事制度逐渐完善,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
  (作者: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中央党校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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