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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 第20180606期

立学以读书为本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作者:王毅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字数:5179

     

  “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近代中国之所以名家辈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名家大师爱读书、善读书,他们持之以恒徜徉于书海中,从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成就了自己思想的高度。如今重温近代著名学者的读书生活,看看他们是怎样读书的,学学他们有效的读书方法,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些许有益启示。

  一、“各形各色”的读书生活

  近代著名学者读书,可谓各形各色、情状不一。语言学大家林语堂做事别具一格,读书也不按常理出牌。林语堂自诩为“书淫”,崇尚快乐、随性地读书。他最讨厌“正襟危坐”伏案就读,最推崇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花前月下怡然自得的读书。
  著名画家丰子恺则与林语堂恰恰相反,非“正襟危坐”而不能读书。丰子恺自谦,说自己脑笨,看书看到后面,就会忘掉前面,最终颗粒无收,失了读书的信心和趣味。“笨”人有笨法。每次读书,丰子恺准备好笔记本和笔,一本正经坐在书桌前,埋首苦读。
  胡适则二者兼有之,图书馆、书房里“正襟危坐”能读,车船马上、花前月下也能读。他兜里总揣着一本口袋书,随时拿出来读,他的不少文字就是在轮船上、火车上、旅馆中写出来的。胡适北京的家中,马桶边“放着几册书、一扎纸、一支笔”。他尽可能利用一切时机读书,并将之名为“废弃光阴读书法”。同样惜时如金的还有人口学家马寅初。20世纪30年代,马寅初身兼多所高校教授,需要经常往来于京沪杭三地。旅途中的马寅初从不与人攀谈,自觉过滤掉周遭的嘈杂,埋首苦读。此番景象让人想起当年毛泽东在长沙闹市读书的情景。显然,杂务过多、无暇读书的胡适、马寅初只能“见缝插针”,利用一切时机读书,而这为他们成为各自领域的行家里手奠定了基础。
  这些名家之所以爱读书,是因为他们认为读书很快乐。王云五言:“无论什么事再没有比读书那样快乐的了。”傅斯年作对联称:“读书最乐,鬻书亦乐;既读且鬻,乐其所乐。”对话历史的先哲,荡涤纷繁浮华的功利,提显本性美好的精神,留存空灵纯真的心性,这是读书带来的极致快乐。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在条件并不发达的近代,读书是知识分子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四角号码发明者王云五未进过正规学堂,没有正规学历,却著述等身,桃李满天下,他就是靠读书自学获得知识的。
  读书之于这些学者还有修身养性的功效。蔡元培年近花甲,精神抖擞,有人问其养生之道,蔡元培答曰:“我是由修养上得来的,对于同样发恼的事务,一概摒除,并且时常阅览美术书及金石等。”正如其言,读书确实可以养性,可以去邪性,养正义;去暮气,养朝气;去迂腐,养灵性;去燥性,养和气。腹有诗书气自华,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显然,这些学者读书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读书带给他们的体验也不尽相同。当年一家报刊邀请各行翘楚开一个“青年人必读书目”,大多数人婉拒了,因为他们认为读书是一件因人而异的事,读什么书无法开出一个篇目,读书的地点、时间同样也没有最优的选择,只要适合自己就好。但是,这些名家“各形各色”读书的背后,仍有一些共同的读书方法值得借鉴。

二、值得借鉴的读书方法

  1.持之以恒的兴趣和毅力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王国维誉之为读书境界之一,意为读书要刻苦,即使面容憔悴、身体消瘦也在所不惜。但凡在学界大成者,对读书都近乎痴迷。一代名师蔡元培,年少时在家中阁楼读书,因过于投入,竟不知家中着火,待到家人上楼才知险情,乡人因此戏谑其为“书痴”。蔡元培不掩盖自己对读书的痴迷,说从自己十余岁开始读书起,除了大病或者其他特别原因外,不可一日不读书。
  虽然条件艰苦,读书环境不好,但这些痴迷读书的大师们总会以奇思妙想克服困难。夏天蚊虫多,蔡元培读书时,把脚浸入水桶里,以免蚊子叮咬,扰了自己读书。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住在一个简陋客店里。蚊虫来袭,鲁迅便用床单裹住全身,单衣蒙头,只露出鼻孔和眼睛,俨然一木乃伊,然后饶有兴趣地读起书来。
  如痴如醉可以表达这些学者痴迷读书的心境,而如琢如磨则可形容他们读书的钻研精神。思想大儒熊十力讲自己:“每日于百忙中,须取古今大著读之。至少数页,毋间断。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更须钻入深处,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成大师者,还需有刻苦钻研的精神,走马观花似的读书肯定不能成就学界泰斗。胡适做国学时,同样也是“钻入深处”,下苦功夫认真研读国学材料,以至于历代每个帝王的年代、年号都记得清清楚楚,以后找材料时,总能信手拈来。
  常听人说,文学与其他学科埋首卷经、刻苦钻研不同,更需要灵感与天赋,但文学大家钱钟书似乎打破了这个规律。许振德回忆说,钱钟书在清华时“以一周读中文经典,一周阅欧美名著,交互行之,4年如一日。每赴图书馆借书还书,必怀抱五六巨册,且奔且驰,且阅毕一册,必作札记,美哲爱迪生所谓天才乃百分之九十九之血汗及百分之一灵感合成之语,证之钱兄而益信其不谬”。正是因为有了刻苦耐劳的钻研精神,这些大家才能在思想学识上达到一般人所不能企及的高度。每个领域研究方法虽不同,但下苦功却是每个学者通往成功的必经之途。
  2.坚持读写相结合
中国传统私塾教育强调读书“三到”,即眼到、口到和心到。胡适加入了“手到”,发展为“四到”。鲁迅又加入了“脑到”,发展为“五到”。笔者以为,“脑到”与“心到”并无二意,均指读书要用心思考,实无必要将之单列出来,鲁迅“五到”即胡适“四到”之意。那么,何为“四到”?“眼到”就是阅读时不能马虎;“口到”即“诵读”通篇;“心到”则是用心思考和分析钻研;“手到”即标点分段、查阅字典和资料、记读书笔记等。其实,“眼到”“口到”“心到”是读书最基本的要求。从古至今,从私塾到学校,“三到”是课堂上的基本标准。认生字、默生词,早读晚诵,思考提问,正是“三到”。笔者在此想强调的是“手到”。
  记笔记的好处再强调也不为过。朱光潜曾说:“读过一本书,须笔记纲要精彩和你自己的意见。记笔记不特可以帮助你记忆,而且可以逼得你仔细,刺激你思考。”朱光潜所言极是。很多人读了不少书,但收获不大,合上书就忘记了内容。记笔记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记笔记相当于复习,加深了对书本内容的记忆;记笔记还可以使人发现问题,促人思考。
  在近代众多名家大师中,尤其要提爱记笔记、善记笔记的钱钟书。钱钟书一个清华同学回忆说,钱钟书读书“起劲时,图书馆库里的书,逐排横扫,他喜欢把书里精彩或重要的部分,在旁边用粗铅笔画上竖线,可惜我当时没有学乖,否则只去找他画有粗黑线的部分读,也可以省时省力多读很多书”。现在看来,钱钟书这种丹青满书的做法似乎有点儿不可取,毕竟是公家的书,但其精神可嘉不疑。
  在原书上划重点是钱钟书随兴而起的一种笔记方式,更多的时候,钱钟书还是将笔记另作于本子上。有人说钱钟书记忆好,过目不忘,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却不以为然,她说钱钟书“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在笔记上不断地添补”。钱钟书“做一遍笔记的时间,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一倍”。书非借不能读也,钱钟书认这个理儿。所以钱钟书家藏书并不多,笔记倒是一摞一摞的。到底有多少?杨绛说:“钟书的笔记从国外到国内,从上海到北京,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从铁箱、木箱、纸箱,以至麻袋、枕套里出出进进,几经折磨,有部分笔记本已字迹模糊,纸张破损。”具体数据为:211个外文笔记本,共34000页;83个中文笔记本,15000页左右;23本《日札》笔记本(以读书时感想与思考为内容的笔记本),2000多页。钱钟书的笔记本价值甚至比书大,不仅反映了他自学的历程,而且是其思想观念的提炼,对于研究钱钟书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应该是一份极有用的遗产。幸运的是,商务印书馆已将之扫描,编辑为《钱钟书手稿集》印行,为研究者保留了一份珍贵的财富。
  大多数学者有读书记笔记的习惯,即便是被胡适称为“人世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的傅斯年亦如此。当年还是北大学生的傅斯年,遇到不懂的字、词便记下来,随时向师长请教,有时找不到纸,便写在手上、胳膊乃至大腿、肚皮上。夏天易出汗,傅斯年常常浑身都是墨迹。天才的傅斯年读书都是如此勤勉,要靠笔记来加深印象,何况我们?
  3.在广泛涉猎的基础上精读专业书籍
  综观近代著名学者不难发现,他们既是学贯中西、通古博今的大家,又是在某个行业和领域造诣深厚的专家。这与他们精博结合的读书方法密切相关。用胡适的话来表达这层意思,即“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就如金字塔,塔的高度代表着最精深的专门学问,从最高点向下,代表着旁搜博览的各种相关或者不相关的学问。塔底的面积代表了学者博大的范围,塔底越大,塔越稳固。简言之,读书既要博采众长,又要深入精专。
  南朝刘勰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博学厚积是读书的基础阶段。广博的知识是精深钻研的基础。只有在广泛占有知识的前提下,眼光才能放远,研究才能深入。用朱光潜的话来说:“不能通就不能专,不能博就不能约,这是治任何学问所必守的程序。”鲁迅的比喻亦可作一注脚:读书如蜜蜂采蜜,只有采集过许多花,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非常枯燥。鲁迅求学时,除了自己的专业,天文地理,花鸟虫鱼之书,无所不读。鲁迅过年时好算书账,看看自己当年到底买了多少书,读了多少书。鲁迅《书账》显示,从1912年5月到他逝世前的1936年10月,鲁迅购藏的图书共有3043种,9452册。这些图书涵盖面广,涉及不同的学科,从中可见鲁迅读书之广博。
  当然,“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从古到今,从西到中,书籍浩如烟海,而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不能一一穷尽卷帙,必须有选择性地读书,巧妙地吸取书籍的精髓。读书简本,浏览标题或书摘,阅书评,看报纸,都是广泛涉猎的读书方式。广泛涉猎后,就要加以选择地对自己所从事专业和领域进行分门别类的精度细读、深入钻研,也就是广和深的结合。1918年,蔡元培赠上海美专四个字—“闳约深美”。时任上海美专校长的刘海粟解释:“‘闳’就是知识要广阔;‘约’就是在博采的基础上加以慎重的选择,吸收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人生有限,知识无穷,不能把摊子铺得太大,以便学有专长;‘深’就是钻研精神,要入虎穴、得虎子,百折不回;‘美’就是最后达到完美之境。”即博采众书的目的是要达到精深钻研,如此方能达到完美的读书境地。
  如果只是博览群书,而无精深钻研,最后读书可能就会沦为只知皮毛不知内里,读者也会迷失于茫茫书海中。美学家朱光潜主张读书要精博结合,但他更强调精读,因为“书籍愈浩繁,而读书也就愈不易。……书多易使读者不专精。……书多易使读者迷方向。”所以朱光潜强调:“读书……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
  持“金字塔”论的胡适,就是将博与精巧妙结合的一个典范。胡适云:“致其知而后读。”读得多,就好像多戴了几副好的眼镜,增加了参考的材料,所以再去读一本书的时候,就容易得到暗示,遇到疑难也能迎刃而解。胡适也知道,徜徉于浩繁书海中,固然是一件惬意的事,但若处理不好,则读书就会没有系统性、专业性,得不到对某一领域精深的理解。在博览群书时如何克服这一弊端?胡适认为,要带着问题去读书。围绕着疑难问题而展开的读书,不会因为卷帙的浩繁而流连忘返,失了初衷。胡适自己也是这么做的。晚年的他曾花多年的时间去看相关的书,查阅相关的资料,只为求证一个问题,即戴震所做《水经注》的研究工作的可信性。最后“千帆过尽”,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论著后,胡适证实了戴震并没有剽窃他人的成果。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胡适,胡适却认为自己发现了一种文史考证的方法。文史研究确实需要广博知识和丰富史料的积累,才能互相印证,得出历史的真相。
  胡适的这一方法与古人所说的“六经注我”有异曲同工之妙。受胡适此种方法影响的顾颉刚称胡适为“引路人”,是胡适教给他选材料、读材料的功夫,带他走上了古史辨之路。1920年,刚从北大毕业的顾颉刚留母校图书馆任职。初入职场,薪酬微薄,顾颉刚向喜提携后生的胡适求援。胡适安排顾颉刚标点《古今伪书考》。《古书伪书考》内容不多,精通古文的顾颉刚只需几日就能完成标点。但顾颉刚却一去半年,不曾交卷。待到交卷时,胡适发现,顾颉刚旁征博引,每条引文,都去翻查原书,仔细校对,注明出版,原书卷第,注明删节之处。顾颉刚为此翻遍了北大图书馆,把古人造伪和辨伪的事也弄清楚了。于是顾颉刚向胡适建议编辑出版一套“辨伪丛刊”,这就是顾颉刚辨古史的开端之作。顾颉刚能成为古史辨专家,原因就在于他对浩繁古史的熟练掌握。这亦可证明,精与博必须有效结合。
  当然,民国大家的读书生活及其方法并非一篇短文能述尽,他们的读书之于我们的启示,也非三言两语能说清。笔者只想以一篇小文来表达,老一辈名家学者的读书至少可以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读书来达到一种更圆满的人生境界,我们需要有方法的读书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者: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 范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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