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人才争夺战”:缘起、影响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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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争夺战”:缘起、影响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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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刊记者 吕红娟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字数:7613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国许多城市纷纷颁布人才新政,力度之大,可谓空前。请您简要谈一下我国人才发展现状以及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吴江: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人才强国战略的有力实施,我国人才发展水平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人才队伍在规模、质量和效能上迈上历史新台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人才大国。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人才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快速上升。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人才资源总量达1.75亿人,人才资源总量占人力资源总量的比例达15.5%,每万劳动力中研发人员达48.5人/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16.9%,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29%。可以提前实现2020年的国家人才发展规划目标。
  二是人才优先发展政策体系日趋完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人才政策相继出台。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研究制定一系列与国家重大人才政策相衔接的具体举措,逐步形成国家、部门、地方三级贯通的政策体系。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内数十个大中城市出台人才新政,为人才资源优先开发、结构优先调整、投资优先保证、制度优先创新提供有力政策保障。
  三是海外高端人才“归国潮”创下历史新高。“千人计划”实施以来,我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8000多人,并带动各地实施引才工程项目,吸引5万多海外高层次人才,由此带动了更多的海外留学人员归国创新创业。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265.11万人,其中70%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回国,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留学人才“归国潮”。大批海外留学人才的归来,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注入了强大人才活力。
  四是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社会环境不断优化。各地区各部门普遍把人才作为发展之基、创新之源,不断加大人才工作推进力度,将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并举,甚至招才引智优先。同时,集中开展人才宣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尊重人才、见贤思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日益浓厚,形成了近者悦、远者来的良好人才发展环境。
  五是人才竞争优势已经转化为国家创新优势。近年来,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我国连续多年来都是世界上申请专利最多的国家,2017年我国专利申请总数第一次超过了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的申请数总和。在2018年“彭博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我国上升至第19名。美国彭博社称,中国排名上升是因为劳动力构成中科技和工程人才所占比例不断上升。前不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发布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我国名列第22位,较2013年前进了13位。这几年,在国际形势严峻复杂、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我国经济运行能保持合理区间,增长速度位居世界前列,人才创新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率大幅提高,2015年达到33.5%。种种迹象表明,我国人才发展正在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正在从人才大国快速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看到,与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相比,我们仍有较大差距,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深层次矛盾不同程度存在,人才政策协调性配套性有待提高,区域人才发展不协调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有利于青年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不够健全,人才发展环境仍需进一步优化,人才工作力量亟待加强,等等。这些问题都需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
  当前,全国各省市纷纷出台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激励人才的人才鼓励政策,吹响了争相吸引人才的号角,一场没有硝烟的“人才争夺战”就此打响。截至2018年3月,共有20多个城市加入“人才争夺战”,如天津、西安、武汉、成都、杭州、郑州、南京、广州、济南等。然而,面对“人才争夺战”如火如荼地展开,各地政策资源已经捉襟见肘,各种补贴优惠项目恐难以兑现,由此引发了社会公众以及学者专家的各种热议和猜测。我们不得不反思这一现象引起的负面效应。比如,多数人才引进政策已经脱离了人才市场需求,忽视了不同城市战略定位的差异化需求,导致各地人才政策同质化,不利于城市间政策比较优势的形成。再比如,各类人才政策种类繁多,内容繁杂,过于分散,重复设定、重复享受,造成政策资源的极大浪费。不同政策间或相对独立或相互干扰或交叉重叠,碎片化现象较为严重,阻碍了制度整体合力的形成。还比如,一些人才政策仅从供给侧出发,忽视了用人单位与创新人才的主体作用,造成人才政策的供需不匹配。如何考虑企业的实际需求与政府目标之间的双向契合,避免政府单一意志的政策主导,最大限度地符合创新规律和人才的实际需求,提升政策资源的配置效率,将是各城市人才主管部门面临的现实挑战。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人才争夺是否是我国当前出现的特殊社会现象,应该怎样看待?

  吴江:优秀的人才一直是稀缺资源,人才竞争的本质就是“赢得发展战略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哪个国家拥有人才上的优势,哪个国家最后就会拥有实力上的优势。外国看中国的潜力所在,就是看这个。中国这么多人,教育上去了,将来人才就会像井喷一样涌现出来。这是最有竞争力的。从全球范围看,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对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提出新挑战。”自本世纪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迅猛推进以来,人才竞争在国际国内范围内已经进入白热化的程度。从国际上看,一些国家利用移民政策、留学政策、税收政策吸引国际优秀人才,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美国。一些国家利用产业园区、大科学装置、创新平台吸引集聚人才,例如英国伦敦的科技城、德国慕尼黑的弗朗霍夫协会等。伴随第三次产业革命,新加坡、日本、韩国等新兴国家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待遇和科研条件,吸引了大批国际化高端人才。我国的科技创新人才也在国际竞争中成为发达国家猎头关注的主要群体,如美国硅谷的外籍科技人才中来自中国的青年科技人才已经过半,日本的外籍科学家中来自中国的也达到1/3。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开发开放,我国西部和东北地区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的人才大量外流现象,体现了市场活力带来的发展机遇对青年人才产生的巨大吸引力。可以说,形成人才竞争态势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人才流动环境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结果,并非当前的特殊社会现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才竞争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对此我们应该更加理性地看待这种现象。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这一轮“人才争夺战”为什么会发生?

  吴江:这次出现“人才争夺战”有多种原因,经济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对人才的需求将会长期存在,各级政府出台新政不仅针对“高精尖缺”创新人才,也开始立足大规模的准人才储备。另一个直接原因与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关系密切。有研究认为,“人口红利”是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而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减速则与“人口红利”的衰减密切相关。有数据显示,2017年,在中国全面放开二孩后,全国出生人口总计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63万人,这一数据比之前各方的最低预测更低;2017年人口出生率比2016年下降了0.52%,只有12.43%,这一数据比日本的出生率还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了5.32%的低生育水平。这反映出我国的老龄化严峻与“少子化”危机同时加剧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当“人口红利”衰减时,劳动力供给形势发生变化,不仅是人力资本的质量,还包括人力资本的数量都将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劳动力成本会显著上升,从而影响经济竞争力;养老、医疗负担加大也会影响积累和投资等,从而影响经济发展。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开始下滑后,“人口红利”就开始下降,从去年到今年则可能正是经济活动“人口红利”开始下降的拐点。除此之外,许多城市还将面临养老的巨大压力,根据2016年社保报告,全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抚养比为2.75∶1,有些省份已经到了1.3∶1的严峻局面。人口结构得不到调整优化,入不敷出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而这次“人才争夺战”发生的特殊性就在于城市人口普遍出现“青黄不接”,劳动适龄人口不断减少,整体人口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这种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已经开始向二线城市、新一线城市甚至是一线城市传导。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相比以往的人才竞争,这轮“人才争夺战”有哪些特点?具体有哪些表现?

  吴江:随着人才政策竞争的白热化,人才流动的日益活跃,当前的“人才争夺战”区别于以往人才竞争的特点在于以下几方面。
  一是城市参与范围广。全国有20多个城市大致同一时期推出特惠人才政策,如天津、西安、武汉、成都、杭州、郑州、南京、广州、济南等,几乎所有新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都参与了这次“人才争夺战”,这在国内人才竞争中尚属首次。
  二是以宽松的户籍政策为主要手段,人才价码不断提高。例如,西安已将本科以上学历落户年龄放宽至45岁,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员不受年龄限制,全国在校大学生仅凭学生证和身份证可在线落户。武汉将普通高校本科、专科学历,非普通高校本科学历年龄放宽至不满40周岁,博士、硕士研究生落户不受年龄限制,并让大学毕业生以低于市场价20%买到安居房,以低于市场价20%租到租赁房(如属于合租的可低于市场价30%)。杭州则提出,毕业后一年内在该市用人单位就业或自主创业,硕士研究生每人补贴两万元,博士研究生每人补贴三万元。天津近日推出的“河海英才”行动计划,更大力度放宽人才引进落户条件,全日制高校毕业生的学历型人才在天津落户,本科一般不超过40周岁,硕士一般不超过45周岁,博士不受年龄限制,堪称直辖市“史上最低落户门槛”。
  三是超一线城市精准引才,新一线城市则为人口竞争。北京、上海等超一线城市,因为人口总量的限制,户籍引进尚有较高门槛,其求贤若渴的目标主要集中在高端人才上,且有较明确的领域方向,例如此次上海出台的“人才高峰工程”,主要瞄准宇宙起源与天体观测、光子科学与技术、生命科学与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与计算科学等13个重点领域。可以说,北京、上海等超一线城市已经进入精准引才阶段。与此不同的是,新一线城市以宽松的户籍政策和具有吸引力的人才补贴政策为主要方式,面向大学生群体和一般技能人才,与其说是引才,不如说是引人,从人口基数上吸引人口的净流入。
  四是此次人才竞争将是城市综合实力的竞争。很多城市的人才引进效果将受房地产、公共资源分配等综合因素的干扰,保障就业,是否做好了准备?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养老、交通等方面是否有前瞻性的顶层设计?这些都可能成为限制新一线城市引才效果的阻碍因素。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您如何评价此轮“人才争夺战”可能会产生的影响?

  吴江:我认为,这一轮“人才争夺战”的影响要从正反两方面来讨论。
  从积极的视角来看,“人才争夺战”将加速人才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促进人才的市场化进程,有利于打破传统的人才流动壁垒,从而促进形成跨界创新、跨区域创新的良好局面。“人才争夺战”明显反映出中西部地区针对一线城市的人才虹吸效应,以户籍和住房政策为突破,采取反磁力吸引的策略,尤其是西安、成都、重庆等西部城市的加入,有利于改善我国一直以来人才东西分布不均衡的现状。
  但从理性的角度看,“人才争夺战”中存在价值导向偏差。第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了人才流动政策的方向,“鼓励引导人才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基层一线流动”,当前的城市“人才争夺战”,实际上是截留了上述地区的大学毕业生,无形中造成了人才的逆向流动,从长远看,落实十九大的鼓励引导人才到老少边穷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的政策空间已经没有多少了。城市人才价格的竞争,必将导致不正当的恶性竞争,所形成的“马太效应”对未来乡村振兴战略和扶贫攻坚战略都会产生负面影响。第二,人才市场主体作用在政府之间的政策竞争中失灵了。政府直接出手抢人才,企业用人却无所作为,是有违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方向的。引得来不意味着用得好,人才吸引力的先决条件在于为其提供发挥作用的事业空间,很多二线城市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尚不足以为人才提供充足良好的就业环境,可能导致引来不用的人才巨大浪费。第三,真正的人才吸引力来自于城市的软实力,环境好则人才聚,哪里机遇多,哪里人才就多,不应当把人才引进的绝对数量作为衡量“人才争夺战”的成果和成效,而应当为人才提供能够真正发挥价值的空间,考察人才引进后创新创业的社会环境和服务质量。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当前是否存在人才争夺盲目跟风现象?城市人才竞争应该避免哪些误区?

  吴江:从目前的情况看,某种程度上,当前确实存在人才争夺盲目跟风的情况。有序推进城市人才竞争一定要避免这些误区。
  第一,人才引进要紧紧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和城市建设需要,着力促进大学生高质量创业就业。应该看到学历落户并不等同于获得了相应的就业工作岗位,新增就业岗位数量是否与新落户人才数相互匹配、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与新落户人才的专业特长是否对口适应等还需要就业市场进一步检验和变化应对,这是—个随着户籍人口数增加带来的新挑战。
  第二,防止“抢人大战”演变成“抢房大战”。此前在各地频频降低人才引进门槛时,就有人提出质疑,认为部分城市缺乏产业基础,有利用人才落户优惠政策吸引人口流入,为房地产接盘的嫌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2月份,西安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1.3%,居于全国前列。而且,在房价上涨、供需失衡之下,市民对楼市呈现一致性上涨预期,西安楼盘面临开盘即售罄、不接受排号、提高首付比例、全款优先、半夜开盘等怪现象,更增加了紧张情绪,导致西安出现炙手可热的“抢房大战”。“抢人大战”演变成“抢房大战”的结果,显然偏离了经济转型升级的正轨,令人才引进政策沦为替房地产支撑房价、消化楼盘的附庸,与初心相悖。如果听凭政策走偏,放任“抢房大战”继续下去,那么就会令形势愈发恶化,大幅度降低城市的吸引力,导致“抢人大战”失去意义,即便人才来了,恐怕也会再次离开。因此,各城市政府需正视人才引进的政策短板,反思“抢人大战”暴露出的负效应。需要制定长远战略,做好各项基础性工作,特别是要确保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跟得上,不能将人才当作“接盘侠”,否则就是在涸泽而渔,浪费政策资源,丧失城市转型升级的大好机会。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如何开创新时代人才工作新格局,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吴江:有几点建议可供参考。
首先,政策制定要差异定位,促进区域联动。人才政策与城市发展战略密切相关。从地域分布来看,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区域城市群,可以以城市群为基础进行全国层面的统筹协调与整体布局。第一,从国家层面出发,三个城市群具有各自不同的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在产业布局上可以采取既竞争又合作的发展模式,激发城市群之间的竞争发展。第二,在城市群内部,邻近城市应当根据资源基础和产业分布的差异,在科技创新价值链上进行差异化、互补式、配合式的发展定位。此举一是有助于形成城市产业集聚优势,二是有助于形成区域协同联动效应,三是有助于避免邻近城市间的恶性竞争所造成的资源浪费。第三,在城市内部,对人才配置战略进行科学分析,在自主培养或对外引进中进行科学决策,找到人才缺口与激发人才活力的杠杆环节,帮助政策精准施力。
  其次,注重人才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要分层分类,促进精准施策。人才队伍具有结构性和层次性。例如按照国籍,可以将人才分为外籍人才、海归人才和本土人才;按照等级,可以将人才分为高层次人才和一般性人才;按专业领域,可以区分出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社会工作人才等。不同类型的人才具有不同的需求,也对应了不同的职业流动动机。一项针对海归人才的调查显示,优厚的引进待遇并非是他们回国的主要原因,人才环境比政策更有吸引力。《中国人才集聚报告(2014)》指出,产业平台和生存环境是决定人才集聚方向的两个最重要因素。高层次人才与其他人才的工作转换动机具有显著差异,前者更关注能否更好实现自身知识价值,而后者则更多考虑社会价值和个人利益。因此,要根据不同人才群体的特征,分层分类进行激励体系设计。例如,针对基础研究型人才突出同行评价指标,注重研究成果质量及对国家、社会的影响力;针对应用型人才突出市场评价指标,注重创新创造业绩贡献;针对科技成果转化型人才突出转化效益效果评价,注重产值、利润等经济效益和吸纳就业、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社会效益。对人才的分层分类管理,有助于掌握不同人才的核心需求,帮助撬动人才流动和集聚中的关键环节,以精准配置的方式发挥人才政策的杠杆效应和人才管理工作的辐射效应,撬动人才队伍的整体效能。
  再次,加强人才政策的统筹功能,促进工作体系协同作用。为解决人才工作“九龙治水”的不利局面,建议加强社会统筹与宏观整合,统一归口,在党政机构设立主管人才工作的专门机构。这不仅可以突出党委政府对人才工作的重视程度和工作力度,也有利于更好地理顺现有体制机制,从根本上改变人才工作“组织部门热,其他部门冷”的局面。同时,充分发挥用人主体和社会力量的作用,减少行政干预,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注重激发专业化人才服务机构的市场活力,满足用人单位与人才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此外,因应“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建议以“人才工作促进法”为基础和重点的人才法治体系,加速人才工作的立法进程。将成熟的人才政策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不仅可以增强人才工作的权威性,而且也是司法保障人才的重要体现,使人才工作有法可依,有据可循。
  最后,政府要更加注重培育环境,促进人才生态多元化。人才集聚积极溢出效应不会自然产生,其生成机制取决于科技创新人才的效益与成本,转而依赖于创新发展环境。首先,创新环境的构建要在全社会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开创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生动局面。其次,创新平台是创新资源与创新服务的集聚平台,有助于构建良好的创新创业场域,是创新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创新人才发展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因此,要注重培育创新创业环境,加快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创新平台建设,促进以科技创新型城市、科技创新型平台、科技创新型机构为基础的人才集聚,促进信息、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互联互通互融。最后,充分发挥文联、专家联谊会、行业协会等人才社团组织的作用,激发人才民间团体的自组织性,通过社团活动加强各领域高端成果和前沿研究的交流与展示,从而促进各种创新创业要素有机结合,推动跨行业、跨领域、跨学科的信息共享、资源互助与创新创业合作。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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