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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融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作者:中央党校中青二班一支部资金融通课题组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字数:3087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有关部门和单位积极推动建设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新格局,主导成立亚投行、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等多边金融机构,提供开发性、政策性、商业化资金保障,设立并加强各种形式合作基金的投融资合作,提升出口信用保险服务,为“一带一路”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也为资金融通、金融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正确处理好资金融通近期和长远、局部和整体、风险和收益等方面的关系,完善金融体制、机制,提升资金融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质量和水平,成为十分重要的课题。
  一、推进资金融通需要处理好四个关系
  资金融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和进展,同时仍有一些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需要不适应、不协调的情况和问题,需要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经济利益和国家战略的关系。从“一带一路”项目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的项目可行性较强,但也有一些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属性。在调研中,无论是政策性的中国进出口银行,还是商业性的中国工商银行,虽然不是完全以营利为目的,但要实现投融资的可持续,必须实现中长期合理的投资回报,进一步明确政策性、开发性和商业性金融的边界,妥善处理好经济效益和国家战略的关系,实现收益和风险的平衡。例如,我国某大型商业银行在巴基斯坦电站项目融资中兼顾商业利益与国家战略。该项目位于中巴经济走廊,投资近40亿元,从经济效益看,项目回报不高,且风险较高,但考虑到国家实施“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战略,在总体风险基本可控的情况下,该银行提供了融资支持,同时严密监控防范风险。
  二是投融资风险和发展创新的关系。与国内宏观经济长期向好、政策监管稳定等发展环境相比,“一带一路”主权国家中有的法律体系还不是很完善、社会稳定性也有所欠缺;有的政府调动社会资源能力有限,项目协调沟通成本高等。据评级机构资料,65个沿线国家风险评级均值5.54,整体风险较高;低风险国家只有4个,占6.2%;高中等风险国家61个,占93.8%,这就意味着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融资安全方面面临较大的挑战和威胁,需要资金管理、风险控制、评估考核等方面的创新。比如在汇率风险方面,曾有中国企业对埃及投资数亿美元,没过一周时间就遭遇埃及本币的大幅度贬值,这不仅说明该企业事前对埃及投资环境的风险评估不够,而且还缺少清晰的投资责任主体,需要用制度创新安排加以解决。
  三是金融供给和金融需求的关系。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形式也在不断丰富,在传统的劳务和产品出口的基础上,开始出现更多的资本、产能和中国标准的输出,同时“走出去”主体日益多元化,项目单体规模增大,这些都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银行、基金等机构不能再简单定位于“资金提供者”,而要采取更加主动的服务姿态,不仅能够提供从客户需求出发的个性化服务,不断丰富产品组合,提高专业化服务能力,还要积极走在企业前面,发挥自身信息优势和中介作用,发现项目机会,引领服务需求。
  四是支持实体经济“走出去”和资金外流压力的关系。“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初期,基础设施建设刚刚起步,对国内很多领域的优质产能存在现实需求,与我国有高度互补性。但也有少数企业出现与自身规模不匹配、与经营主业无关的“走出去”,在境外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等领域出现了非理性的投资行为,不仅对国内外汇储备形成一定压力,也产生一些资金脱离战略性产业的不利影响。因此,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要更加注重服务战略性产业,服务实体经济,把握好投放行业和投放的节奏,做好账户监管工作,确保资金正常合理流出和使用。
  二、进一步推动资金融通的几点思考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血脉通,增长才有力。发展资金融通,对于“一带一路”建设至关重要。当前,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强机制层面的沟通与合作。一是在国家政府层面,建立政府间高层协调机制,促进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和沿线国政府的支持。蒙古国针对中国政府和企业投资的不断进入,近10年数次对其国内法律进行修订和调整,先是修订《矿业法》鼓励引进外资投资矿业,之后颁布总统令禁止矿权转让,再通过《环保法》吊销部分矿权证,不仅政策多变,法律也多变,导致中国对蒙古国的一些矿业项目投资受损。这样的现象今后应通过加强政府间沟通,建立“一带一路”国家政府间双边或多边协商机制来减少或避免。二是在国内部门层面,建立资金与政策、设施、贸易及民心等方面的沟通与交流机制,做到“五通”统筹规划、整体推进,在此基础上对区域合作进行协调,并形成相应的融资总体安排。三是在投融资操作层面,综合发挥国家政策性引导资金(基金)、国有商业性资金、多边机构及社会资金的作用,形成一套“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投融资机制。
  二是建立多层次的金融供给体系。一方面,进一步做好金融服务的制度供给。建议财政、银行、外汇管理等部门,尽快出台和完善对外投资、信贷、保险等管理办法,鼓励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基金及保险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区别定位,细分市场,根据各自的专业优势提供金融服务,并建立与此相应的科学考核和评价体系,引导各类机构有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竞争。另一方面,着眼人民币国际化,做好服务供给。探索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推广人民币清算、交易和投融资服务,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币互换规模和范围,支持境内外机构和个人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直接投融资,规避汇率波动风险,降低资金和交易成本。同时,在确保国内经济稳定增长、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实行国内金融市场化改革,稳步开放资本项目,既助力人民币国际化,也利于“一带一路”金融合作发展。
  三是开展金融同业的互利合作。“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需求期限长、金额大。根据估算,未来10年亚洲各经济体的基础设施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需要投资超过10万亿美元,资金缺口巨大,仅靠某一方投资或者单靠某一类金融机构都无法满足,需要整合各方资源,共同提供好金融支持。要进一步加强国内金融机构与世行、亚行、亚投行、新开行等多边金融机构的合作,更好地满足大型重大项目的资金需求;加强与银行同业、保险公司、产业基金的合作,利用银团贷款、风险参贷、投贷结合等形式,充分发挥金融整体功能,提高大型项目承贷能力;抓住境外资本市场资金价格较好的窗口期,加大境外专项债、资产证券化等全球金融市场工具的筹资力度。还需要注意的是,在我国金融机构“走出去”的同时,要避免相互间的不正当竞争,不搞单打独斗,要抱团发展,共同维护好国家利益和中资机构利益。
  四是增强风险管控能力。针对“一带一路”投融资中出现的资金来源不确定风险、投资收益风险、环境安全风险、债务规模过大风险等问题和风险关联性强、传播面广的特点,通过建立利益共同体来规避风险,鼓励与东道国政府、企业、居民(发行债券吸收闲散资金)开展金融合作;进一步加强对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前瞻性研究;积极开展国家风险管理顶层设计,集中加强国别风险研究并定期发布、共享信息;集中力量发展我国的主权评级机构;完善大宗商品价格、利率、汇率等市场风险预警体系,为金融机构提供指导和服务;加强金融人才队伍建设,尽快形成一支具有国际视野、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的金融人才队伍,为防范和化解投融资风险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课题组成员:赵四海 吉林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 颖 山东省银监局党委书记、局长;刘亚干 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陶云鹏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资本运营与产权管理部主任;刘中杰 湖南湘江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执笔:赵四海)
  (责任编辑 范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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