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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依据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作者:汪玉凯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字数:4498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未来的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判断。其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十九大还重新规划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在描绘这两个新阶段的远景时,都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相联系。正像报告中所指出的,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那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
  那么,十九大报告作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依据是什么,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内在联系?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二、十九大作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依据
  笔者以为,党的十九大之所以作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判断,主要有三方面的考量。
  第一,从这一判断提出的背景看,从1956年党的八大第一次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都是按照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整体思路推进的,尽管期间我们也走过一段弯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咬住青山不放松,大力推动现代化建设,使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根本性改善,人均GDP由200美元跃升到超过8000美元,到2020年将达到1万美元。在此过程中不仅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而且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实现了小康。中国社会也由生存型社会转向发展型社会。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化。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这一新判断,这无疑是我们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第二,从这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依据看,也符合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因为从过去将近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看,中国经济保持了连续几十年的高增长,也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民众从改革开放中获得了巨大实惠,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正在向高人类发展水平迈进。
  按照国际社会评价标准,由生存型社会转向发展型社会主要有四个指标:一是恩格尔系数要降到0.5以下,目前我国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降到0.34左右,农村降到0.44左右;二是三产结构,即第一产业占GDP低于15%,第三产业高于40%,目前我国第一产业占GDP比重大体为11%左右,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达到56%;三是城镇化率不低于40%,2016年我国已经到57%;四是“橄榄型”社会状态正在形成,我国2016年中产阶层人数已经占到总人口的25%以上。从人类发展水平来看,按照联合国制定的人类发展水平的三大指数,即医疗、教育和生活质量指数看,中国社会目前正处在由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向高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转换。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以上三大指数加权平均以后一个国家得分在0.5以下,属于低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在0.5~0.8之间,属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在0.8以上为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我国现在医疗指数中的人均寿命、孕妇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以及100人医院的住院床位数,教育指数中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文盲率、识字率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率,生活质量中的人均GDP、人均纯收入、饮水质量、空气质量等,整体处于中等上端,人类发展指数在0.78左右。这可以理解为中国正处于由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向高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转换的临界点。而高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的到来必将深刻影响社会公众对政府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的诉求。这也是当下民众为什么对健康、食品安全、环境安全、生活质量等越来越关注的原因所在。
  当然,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分配制度不够完善,再加上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人群发展的机会、水平差异较大、政府的协调力度不够等,出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如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明显被拉大。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也付出了很高的资源环境代价。与此相联系,当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大幅提高以后,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安全等非物质层面的需求也进一步上升,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回应社会的关切,看不到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些转化,就很难制定出相应的战略和策略。以公平、正义为例,在当下的中国,广大人民群众除了关心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外,还关注民主法治建设,尤其关注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与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有没有获得感直接相关。
  第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造成这一主要矛盾转化的主要因素。应该看到,过去这些年我国出现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是历史原因形成的,比如我国东西南北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本身差异就很大,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集聚在中西部相对落后的地区;有些是与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发展战略有关,比如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率先实施东南沿海战略,以后初步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以及中部崛起战略等;还有我国对全国不同区域实施不同的开发、保护策略,也会对一个地方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有些是由于科技进步、国际环境等因素造成,如东南沿海投资环境条件较好,容易吸收外资,与中西部落后地区相比有明显的优势,再加上这些区域的信息化应用水平整体较高,人的观念也较新、人才充裕,也容易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
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新要求
  自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后,有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讨论和研究,一直广受关注。各方面共识最高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堪称继“四个现代化”后第五个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之所以在未来的两步走战略目标中,都把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放在突出地位,也说明了这一点。
  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少应该具备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坚持人民福祉最大化,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三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四是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加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各方面改革的深入,我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但也要看到,这方面的问题还比较多,其中与十九大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直接相关的问题主要包括:分配制度不尽合理,社会利益格局在一些地方被扭曲,甚至存在被强势利益集团绑架的风险;社会矛盾、民生问题凸显,干群关系紧张,劳资冲突在一些地方和地区比较突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和改革也亟待加强,政府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能力满足不了公众的诉求。正像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
  针对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存在的问题,首先要明确未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和要求。一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升中国制度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力,提高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度。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不断优化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这种体系的优化和能力的提升,最终可能有三个重要的衡量标准:第一是看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是否涌动出来;第二是看社会活力是否被释放出来;第三是看社会财富和改革成果是否被全民共享。只有按照上述目标和要求,全面推进改革,扩大开放,铲除腐败,排除各种阻力,才能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第五个现代化,不仅重要,而且还十分紧迫。如果没有第五个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我们前面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也很难真正实现。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毫无疑问是农业、工业、科技、国防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无疑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最核心的议题之一,需要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发力,也会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路径、方式等产生深刻影响。那么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呢?笔者以为要按照中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主要在两个方面发力:一是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方面;二是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方面。
  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方面发力看,要围绕四大问题展开:一要适度调整国家的分配战略,即由过去的国富优先逐步转向民富优先战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二要加大对欠发达区域的开发,国家要从资金、人才、技术等多方面实施政策倾斜;三要在加快城镇化的同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全国300多万个农村按照新型城镇化的标准建设成现代化农村;四要把绿色发展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
  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方面发力看,首先,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力主体地位,正像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要坚持“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程序化,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其次,要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加快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再次,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机会公平、制度公平、规则公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事实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成员自强、自立、公平、竞争理念的确立,人们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公平、正义也越来越关注,诉求也越来越强烈。要提升我国国家公共治理现代化水平,提高老百姓对公共治理的满意度,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就必须从改善公共政策的公平和正义入手。这样,我们的公共治理才能受到普通民众的支持和欢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才能顺利实现。
  (作者: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范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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