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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界定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作者:李忠杰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字数:4692

     

  党的十九大一个重大的亮点,是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了新的调整,明确界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界定无论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是一个重大的创新,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化和界定过程
  整个20世纪以及进入21世纪以来,如何界定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直是革命建设改革所要解决的重大的基础性问题,也是制定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如何界定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就提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实质的界定,在理论上有不完全准确的地方,但其着眼点,是强调工作重心的转移,强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因此,党的八大对主要矛盾的界定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遗憾的是,这一判断和界定没有能坚持下来,以致后来“左”的错误逐渐发展,造成了严重后果。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在理论和政治上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重新确定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断然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际上就从根本上改变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认识。
  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1979年6月,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起草、经政治局讨论后,由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指出:“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目前很低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到现代化水平,为此而改革我国目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妨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部分,扫除一切不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旧习惯势力,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全国人民在现阶段的中心工作。”
  到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规范和明确表述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这一界定,顺应了历史发展进程的客观要求,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成为拨乱反正的一个重大成果。这一界定,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工作中心转移的基础,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基础,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几乎所有方针政策的基础。
  二、党的十九大与时俱进作出的重大决策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界定,如果从1956年算起,已经60多年了,如果从1981年算起,也已经36年了。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国情和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表现也出现了新情况、新特点。
  一方面,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针对这种新情况、新特点,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的基本国情作了新的分析,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状况作了新的判断,对此前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作了重要的调整,确认:“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界定,是与时俱进作出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也是应时而为作出的一个重大政治决策。
  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新界定,与改革开放之初的界定,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所谓一脉相承,就是原来的界定是“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现在是“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两个界定都是需求与供给的矛盾,矛盾双方大体上可算是“量”和“程度”的提升,而不是“质”和“本源”的转变,也就是说,并没有作根本的甚至颠覆性的改变。所以,它们是一脉相承的。
  所谓与时俱进,就是近40年来,人民需求的层次已经大大提高,现在主要已不再是温饱的需求,而是对于更加美好生活的需求;我国的发展,也已经到了较高水平,主要问题已不是整体“落后”,而是发展还不够平衡、不够充分。这种新情况、新特点,要求我们在更高层次上研究和解决主要矛盾,更加充分、更加均衡、更加公平、更高质量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
  按照邓小平的分析和预计,从1949年到2049年,都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长达100年。这100年,不会是静止不动的,它总是处在不断的发展进步过程之中。因此,必然会有一个从低往高的上升过程。相应地,社会主要矛盾的表现形式也必然会有一定的变化。这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
  因此,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新的调整和界定,更加准确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变化和进步的现实,更加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的新形势、新特点,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十九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并制定了“两步走”战略。其中第二步的战略目标设定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五个方面,较之此前更加全面。所有这些,都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  所以,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界定,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它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对未来党和国家发展的战略方向、战略举措将会发挥重大的指导作用。
  三、坚持“两个没有变”和“三个牢牢”
  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界定,必然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必然会对很多政策作出必要的调整。最重要、最基础、最根本的,当然是对我国国情的基本认识和判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认识和判断,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认识和判断。
  党的十九大清醒地认识和预见到这一点,因而特别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这“两个没有变”,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认识、判断和路线,也同样符合“新时代”的中国实际。
  按照邓小平的分析和预计,从1949年到2049年,都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我们已经走过了很多年,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总体上看,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没有走出这样的初级阶段。
  中国的成就举世瞩目,所以,世界上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发达国家,甚至超过了美国。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中国国情,必须有全面的观点和辩证的思维。通俗地说,看中国国情,不能光看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还要看更多的三线、四线、五线城市;不能光看城市建设的变化,还要看广大农村的现实;不能光看东部地区的万家灯火,还要看西部地区的艰苦环境;不能光看全国点状的富裕地区,还要看面上的一般状况;不能光看连片的城市群,还要看连片的老少边穷地区;不能光看人均居民收入的增长,还要看全国还有数千万贫困人口。
  而且,无论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都不仅仅是几个经济指标问题。党的十七大专门用一段话描绘:“到二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通盘考虑一下,我们与这五个方面的愿景还有多少差距?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达100年。在这100年中,总的态势,是一个由贫穷,到进入小康,到全面小康,再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最后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判断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停留在初级阶段,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这个初级阶段、走出这个初级阶段。因此,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不断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过程。可以想见,这个阶段的后50年,肯定比前50年水平更高。后30年,也肯定比现在的水平更高。它们将会离初级阶段越来越远,离现代化强国越来越近。甚至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之时,我们也许就可以宣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结束。但在未来的那个节点到来之前,将我国国情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稳妥的,也是合乎实际的。至于现在,肯定还不能说已经走出了初级阶段。
  所以,党的十九大提醒我们牢牢记住“两个没有变”,是非常必要、非常及时的。
  确认“两个没有变”,在政治上的目的和必然结论,就是“三个牢牢”: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这是我们党一直强调的,也是这次党的十九大再一次强调的。
  当年,邓小平曾经非常坚定地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针对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路线会不会变的问题,邓小平一次又一次回答,不能变,也不会变。没有理由变。如果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从我们自己的实践看,不但我们这一代不能变,下一代,下几代,都不能变,变不了。”
  2016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引用邓小平的语言表达了我们党对于基本路线的坚定态度。他说:“邓小平同志曾经语重心长地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我们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不能有丝毫动摇。”
  党的十九大再次郑重表达了对于党的基本路线的态度,强调“三个牢牢”,说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仍然没有变。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适当的调整,并不是精髓之变,不是根本之变。如果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那也是如邓小平所说:变得更好。
  (作者: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责任编辑 吕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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