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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民族政治认同的新传统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作者:牛玲玲 周睿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字数:4867

     

文_牛玲玲 周 睿

  一、问题的提出及背景

  民族政治认同,是指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成员对执政者的合法性信仰,对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政策和具体民族工作的同意和认可,以及对多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身份归属感。如何获得民族政治认同?这不仅是千差万别的哲学命题,更是错综复杂的实践命题。作为多民族国家领导核心的党是如何赢得民族政治认同的?本文以1945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的经验为例,透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获得民族政治认同的。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帝制,作为满蒙联盟的内蒙古地区发生了政治认同危机,表现为此起彼伏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自治运动有三次,分别是1912—1916年的东蒙古“独立”运动、1933—1936年的百灵庙自治运动和1945—1949年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在前两次自治运动中,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用物质和荣誉激励的方式,拉拢民族上层以构建政治认同,但却忽略了民族的根本利益诉求,大规模放垦蒙地,并在内蒙古地区设行省,侵犯盟旗既有权利。因此,未能妥善处理自治运动,也没有获得内蒙古的政治认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从日伪政权解放出来的内蒙古各界政治力量先后发起了自治运动。1946年1月,王爷庙(今内蒙古的乌兰浩特)的伪兴安总省军政官员哈丰阿、博彦满都、阿思根等举行起义,摆脱日军控制,成立东蒙古自治政府。内蒙古西部,日本溃败,蒙疆政权解体。1946年1月,原蒙疆政权官员、各旗官吏及在苏尼特右旗政府和学校任职的蒙古青年、知识分子、军人等成立内蒙古临时政府。1945年10月,呼伦贝尔自治政府成立。散布在东北各地的蒙古族大、中学生闻讯赶往王爷庙,与原伪兴安盟学生和起义官兵聚集,组成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接受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直到1946年上半年,在内蒙古东部盟旗发展团员逾万人。(郝维民、其木德道尔吉主编:《内蒙古通史·第六卷·民国时期的内蒙古(一)》,本卷主编:金海、赛航,人民出版2011年版,第257页)此外,这一时期,活跃在内蒙古东部各盟旗的蒙古族青年团体还有蒙古族青年团体“大同会”、蒙古青年革命党、蒙古青年联合会等。
  面对内蒙古自治运动高涨的局面,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获得了蒙古民族上层和基层民众的政治认同,最终将内蒙古纳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行政体系之中。

  二、中国共产党获得内蒙古民族政治认同的经验

  1.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纽带作用党组织的集中、统一、灵活、高效的运行机制是中国共产党迅速构建民族政治认同的组织保障。
  中共中央于1945年10月23日致电晋察冀中央局和晋绥分局,指出当时中国共产党方面已经取得华北、控制了热河和察哈尔、正向东北发展,以便于东北解放区连成一片。在这一形势下,内蒙古的战略地位尤其重要。因此,适当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不仅事关蒙古民族自身的解放,更对解放战争中建立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稳固后方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电文强调,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行区域自治。首先从各旗开始,争取时间放手发动蒙人群众的地方自治运动,准备统一各盟旗自治运动的领导。
  依据这一指示,首先,大方针由中央决定,统一西蒙党的领导。其次,具体的工作,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绥分局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处理。再次,联系两个中央局以统划协调行动方针和工作步骤的是乌兰夫。最后,绥蒙将要派遣一批干部,保证每个地区有一个主要干部,内蒙古的干部由乌兰夫统一分配。
  根据晋察冀中央局决定,首先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成立察哈尔盟和锡林郭勒盟两个自治政府,统一于察哈尔省政府的领导。同时,还要成立一个直接发动群众的、带有政府咨询机关性质的组织—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议。(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汇编》,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工作中,显然,这一被称带有咨询机关性质的联合会是主角,从其实际工作来看,既不是群众性的组织,也不仅仅是为政府咨询服务的组织,其下设立东蒙分会和西蒙分会,并且各个旗、苏木等分会组织,及其所做的具体工作,成为建设蒙古民族政治认同的具体实施者。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指示,就是通过这一组织从党中央到基层组织,再到广大蒙民的内心深处的。如从1945年10月中共中央出台对蒙方针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开始,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东北局、晋察冀中央局、晋绥分局能够密切配合协调工作。乌兰夫作为内蒙古的党组织与各中央局沟通的纽带,通过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来发动群众,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通过各方的有效配合和信息的有效沟通,1946年“四三”会议召开,标志着内蒙古东部和西部的自治运动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得益于相关党组织集中、统一、灵活、高效的运行机制。相比较而言,国民党自1945至1949年,始终没有拿出确定的对蒙政策,而且其党的基层工作效率低下。
  与此同时,从党组织的成员构成和功能来看,党组织不但具有精英吸纳功能,还有精英改造功能。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依据跨民族的原则组建政党,把统一的党组织作为各民族联合纽带的机制,如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争取东蒙古自治运动上层时,发展哈丰阿、阿思根和特木尔巴根等青年活跃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而用组织的纽带来实现中国共产党与民族的联合。
  2.联合民族上层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
  根据列宁的民族自决逻辑,各民族的无产阶级,由于同处于被剥削的社会地位而具有相同的利益,因此,各民族的无产者很容易越过民族的界限,形成各民族无产者的联盟,并由统一集中的共产党领导。
  然而,长征时期,中共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验,使我们认识到各民族劳苦大众不会自动跨越民族界限,形成无产者的联合。而少数上层人士在本民族中有着极高威望和地位,同时又掌握着本民族的领导权。因此,为了获得当地少数民族支持,党对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作了调整,即在实现各民族无产者联合之前,先团结各民族上层,得到他们对革命的支持,才能从民族内部获得各族民众的政治认同。
  内蒙古民族上层是指各盟旗的王公贵族、活佛、喇嘛、伪蒙时期的军政界人士,以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和蒙古青年。1946年冬至1947年春,正值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进行全面进攻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争取内蒙古工作最为困难的时期。此时,能否处理好与民族上层的关系,能否将民族上层的大多数团结到中国共产党这方面来,结成统一战线,对稳定局势、解除前线人民解放军的后顾之忧,起着至关重要作用。在此,以察锡的统战工作为例。根据中共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统战原则,察锡工委结合当地情况,对民族上层人士实行教育、争取、团结的方针。首先向上层人士表示,“只要反美反蒋,拥护共产党,拥护内蒙古自治运动,不论过去做过什么事情,均既往不咎,都是我们的朋友”。(王铎:《五十春秋—我做民族工作的经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0页)
  为了争取蒙古民族上层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不但跨越了阶级界限,甚至超越了常人的情感界限。如1946年冬天,为了争取蓝旗总管色楞栋日布,察锡工委派三位同志前去商洽合作事宜,结果这三位同志遭遇不测。这位总管被“请”来后,解放军战士们坚决要求报仇,但党的领导认为,总管的罪恶行为,是因不了解党的民族政策所致,处决他容易引起民族上层恐慌,应该尽最大努力争取他。经过耐心教育和感化,这位总管终于“感激涕零”,到处说共产党的军队是仁义之师,共产党是蒙古人的朋友,为蒙古人办事。事后,还挑选最好的战马支援部队。(同上,第232页)这件事情在当地民族上层中引起了很大反响,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有了正确的认识,纷纷向中国共产党靠拢。
  在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对蒙古民族上层的政策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而适时调整,经历了从联合上层到改造上层的阶段。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建设蒙古族政治认同的实践中,1946年的“四三”会议实现了东、西蒙自治运动的联合,并统一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下,内蒙古自治政府于1947年5月在王爷庙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既满足了内蒙古民族上层的民族解放诉求,也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自治政府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照抄照搬,而是根据中国革命实践做适当的变通和调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作为无产阶级利益代言人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克服阶级局限性,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各民族的上层,并获得其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支持。这是革命的宝贵经验,也是今天维系各民族上层人士对党的政治认同的有效机制。
  3.满足广大民族群众的根本利益
  乌兰夫在应该站在何种立场以什么观点与方法研究蒙古问题时曾讲:“我们要站在人民的立场,即我们每办一件事情,都不要忘记如何使广大的蒙古人民有利,使广大的人民能够翻身,能够过富足的生活。”这里说的人民是广大的牧民及农民与雇工。也就是说,只有把广大蒙古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树立党在人民心中的光辉形象,才能获得蒙民群众的政治认同。
  联合东、西蒙自治运动的“四三”会议以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分会成立,东蒙工作重心也转向下层民众。中国共产党争取民众,获得民众政治认同的一贯方式是土地改革,通过土地改革,底层民众可以获得土地,从而可以获得农牧民的支持。根据民族地区的特殊经济社会结构,土地改革采取了不同于内地的方法和原则。
  如1946年6月,东北局发出了《关于蒙古工作给西满分局的指示》,指明:应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对蒙古地主实行适当之减租减息,以农民能够实际获得土地,而又不严重影响蒙、汉民族关系为准则。(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编:《内蒙古的土地制度改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和冀热辽分局进行具体部署,联合会东蒙总分会作出决议,并贯彻执行。决议指出:在东蒙的三种不同地区实行三种政策:(1)纯蒙古人地区,应当基本执行减租减息、生产互助政策,主要是减轻对农牧民剥削、发展生产,提高农牧民的民主政治地位。(2)蒙汉杂居地区,应视该封建势力的代表者是汉人或蒙古人,如系蒙古人则应该实行较缓和的宽大政策,使其向人民低头,并参加民族斗争。如为汉人,则彻底摧毁其对农村的封建统治,使农牧民翻身。(3)纯汉人地区,则坚决实行土地改革打垮大汉族主义在内蒙古的社会基础。(同上,第12页)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有了阶级觉悟的农牧民,不但获得了土地,在政治上也当家做了主人。他们砸烂了地主阶级所掌握的旧政权,选举出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政权组织。
  在内蒙古东部解放区和绥蒙解放区农村,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村生产力获得了解放,解放区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土地改革运动中组织的农民代表会、人民代表会完全掌握了乡村的政权,民兵和自卫队武装不断壮大,在保卫土改的胜利果实、安定地方秩序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土地改革后,内蒙古解放区广大农村广泛掀起了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内蒙古各族人民全力支援,为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上取得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终于以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为终点。今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在此期间,内蒙古地区因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仍存在一些社会问题,但没有再发生政治认同危机。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和谐友爱,内蒙古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呈现出蒸蒸日上的趋向。这些成绩得益于中国共产党构建民族认同方案的成功。

  三、启示

  中国共产党构建内蒙古政治认同的成功经验,对今天的民族工作具有如下启示。首先,要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和政治纽带作用。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以便克服地方主义,从全局出发统筹和处理民族问题。其次,要扩大民族精英入党,以党组织为政治纽带,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最后,最重要的是一切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都要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责任编辑 吕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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