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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 第20170806期

“无序”与“有序”: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作者:胡振虎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字数:3401

     

  近两年来,世界经济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多、风险不断凸显、新旧矛盾不断交织,给各国政策制定者带来巨大挑战。从理论上讲,纷繁复杂的客观经济世界本身就很难准确认识和研判,更别说根据历史轨迹精准预测未来,并有效应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宏观经济形势和走势,我们不需要、不能有所作为。虽然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因素异常复杂,但我们依然可以拨开世界经济的“迷雾”,从表象中发现一些内涵和本质,为我们认清世界经济发展态势提供分析思路。

  “逆”与“不可逆”:“逆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不可逆”是经济全球化将逆势而上

  认为经济全球化将出现逆转甚至终结的人,一般都将英国“脱欧”、全球部分国家出现的地方保护主义和民族/民粹主义等典型事件作为有力佐证,同时全球国际贸易出现连续“断崖式”下滑、贸易安排“碎片化”严重、贸易增长和资本流动放缓也成为重要例证。表面上看,“逆全球化”似乎是“铁证如山”,让人无从反驳。目前已出现和未来将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的确从一定程度上表明经济全球化进程已出现矛盾和阻力。但是,这些并不能证明经济全球化即将终结,实际上,经济全球化的动力依然存在,集中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经济全球化的“路径依赖”迫使人类不会偏离全球化轨道。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使世界经济一度实现较高增速,全球绝大多数经济体和人民从全球化中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福利,享受了要素和商品自由流动带来的现实红利。“地球村”让全人类享受着市场配置资源带来的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逆全球化”不符合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
  第二,数字技术等新技术客观上不断地推动国与国之间、各国市场之间、资源之间一体化程度加深。新技术使交易成本不断降低,同时促使保持经贸关系的国家之间不断“求同存异”,在制度设计、政策协调和技术标准等方面不断加强协同,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成本。
  第三,追求提高经济效益的内在动力将使人类对经济全球化更加依赖。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自然人,都有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诉求。国家为纳税人实现各种利益最大化提供公共服务,企业为向股东负责而力求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自然人为实现自由发展而首先追求自身经济自由,三者都围绕提高规模经济、边际收益最大化而努力。如果在一国内部,要素和商品定价在一个既定范围内,缺乏竞争和结构优化,价格不一定能真实地反映市场信息。在开放经济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很大程度上能使经济主体外部成本内部化,降低交易成本,市场中的经济主体能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竞争获得更多经济效益。

  “分”与“合”:“分”是暂时放弃旧的国际规则,“合”是重新争夺新的国际规则

  特朗普政府明确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协定》,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英国“脱欧”,背后是对国际和区域规则的取舍和争夺。根据TPP谈判成员国的说法,TPP是谈判成员国力求达成的全球最高标准贸易规则,《巴黎协定》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国际协定,都将在各自领域对全球资源配置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甚至有可能占领道义制高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下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国际经济规则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对战后世界经济恢复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同时也以订立“婚姻”契约形式,对全球经济运行中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作了明确规定。而且,自主权国家之间订立规则以来,这些国际组织运行的主要规则和依据都是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比如经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等,甚至主要国际机构负责人都由美、欧等发达国家把控。
  NAFTA是美、加、墨三国为了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促进要素和商品自由流动,提高国际贸易带来更高的福利水平而缔结的经济协定。美国重谈NAFTA表明,美国当局认为该协定对美国资源配置不利,必须争取更为有利的经济规则,提高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权。英国“脱欧”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英国国内保护主义倾向,似乎也是一件“黑天鹅事件”,但更多地表明英国国内有很大一部分选民认为加入欧洲单一市场这一规则对英国长期经济发展不利。选择“离婚”似乎成为一部分选民的理性选择,“离婚”并意味着英国与欧盟和其他经济体彻底“分手”,而意味着英国将以新方式与这些经济体“新婚”,形成新的契约和经济规则。这些都足以表明,国际经济规则和区域经济规则是要素、市场、商品等超越国界的资源配置基本规则,是国与国之间对制定国际经济规则话语权的争夺。

  “变”与“不变”:“变”的是国家利益实现方式,“不变”的是国家利益永远至上

  无论是特朗普政府不断暴露出各种似乎没有规则的不确定性,还是英国“脱欧”,抑或是其他类似“黑天鹅事件”,“变”的是特定利益集团和政府的行为方式和方法,“不变”的是国家利益。有人认为,特朗普当选及其执政后各种“反常”现象表明美国正处于危机之中,其实不然。特朗普执政后推动的各种对内对外政策,包括经济、外交等战略和政策,都以服务“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作为行动指南,本质上是希望通过提高投资和劳动生产率水平为美国经济寻找新的增长动力。英国“脱欧”最关键的推动力是英国国内很大一部分选民认为,欧盟内部劳动力自由流动使大量欧洲其他国家劳动力进入英国,抢占了英国人的饭碗,“脱欧”就意味着离开欧盟单一市场,为他国劳动力流入本国修筑一道“藩篱”。有不少人一直指责英国人在“脱欧”公投上是“短视”行为,但不能否认,从英国人维护自身利益角度看,“脱欧”选择也是非常理性的。
  美、英等西方国家出现的这些矛盾和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方国家过去力推的完全市场和自由民主受到了挑战,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美、英等西方国家国内社会治理出现了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过去备受推崇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开始受到国际社会挑战。人类推动了通讯、交通、数字技术等新技术发明,同时也创造了市场经济制度及民主政治制度等人类文明,有力地推动了主权国家社会治理并服务于本国人民。因此,向内收缩、保护主义,并不是放弃国家利益,而是巩固和加强本国在全球和区域的未来经济竞争力,最终实现永恒“不变”目标—国家利益永远至上。

  “逆市场化”与“市场化”:“逆市场化”是易产生裂痕的“绝对自由”,“市场化”是能确保和谐的“相对公平”

  近些年,英、德、美等发达国家不断出现暴恐事件,中东地缘政治也呈不断恶化态势。诚然,暴恐事件频发与民族、宗教、政治等因素高度相关,但不能否认的是,也与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发展空间变小、就业萎缩等因素密不可分;同时,中东、北非等地区地缘政治恶化,也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管是因为市场机制本身的内在缺陷还是经济全球化衍生的客观结果,各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很难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令所有人满意的平衡。实际上,在很多发达经济体内,经济增长加快与基尼系数变大并存,这意味着经济发展越快,贫富差距越大。
  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和政治家开始反思经济“绝对自由”是否还能合理解释西方社会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比如,自由贸易在促进贸易投资增长、经济发展的同时,是否也是扩大贫富差距的诱因?自由市场经济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似乎不能带来更多个人公平的自由发展?经济“绝对自由”仅认可市场机制对经济资源配置的作用,而忽视了政府和道德力量的调节作用,走向另一个极端也是一种“逆市场化”。当前,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及其内部经济增长呈分化格局,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虽呈现一定“收敛”趋势,但一国内部贫富差距呈继续扩大趋势。全球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虽能带来经济自由增长,但绝不能自发地带来全球范围内的公平,并确保社会稳定。全球经济或者一国经济增长拉开合理的差距,能有效地刺激投资者投资和创业创新;一旦贫富差距过大并出现失衡,经济上的失衡将传递至非经济领域并触发危机,冲击社会稳定。
  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认识市场机制的作用,并对市场满怀敬畏之心;另一方面,也要正确面对市场机制的缺陷,并有效纠正“市场失灵”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是既能有效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机制安排,也能平衡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降低和消除经济过度自由发展或者“逆市场化”带来负面影响的良方,是设计科学、合理的制度,既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又兼顾“相对公平”,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可持续包容发展。
  (作者: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研究处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刘维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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