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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 第20170606期

被遮蔽的民主历史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作者:谈火生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字数:4768

     

  从历史角度梳理民主发展的历程是民主研究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西方学界从历史角度对民主进行的反思可谓汗牛充栋,尤其是对标准的民主历史叙事中几个关键时间节点,如古雅典和古罗马的政治实践、大宪章和英国议会的产生、独立宣言与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等,西方古典学和历史学的研究积累相当丰厚。近年来,西方关于民主历史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对民主的历史本身进行“民主化”,试图超越西方标准的民主历史叙事,以更开阔的视野来反思民主发展的历程。
  按照标准的民主叙事,民主的起源一般是追溯到古希腊,认为只有在古希腊,人们才开始将人民的意志与政府联系起来。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方文明陷入黑暗时期,民主的火炬在整个中世纪熄灭了近1000年。直到1215年的大宪章运动,民主的火炬才重新点燃,14世纪前后英国议会的诞生是现代民主建立的标志,随后的美国立宪和法国大革命则象征着民主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过去的200年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凯歌前进的200年,20世纪也因此被称为民主的世纪。20世纪末,福山甚至将自由民主称为人类终极的政府形式。
  但是,在这幅标准的历史画卷中,主角只有西方人。2011年,澳大利亚两位学者本杰明·艾萨坎和斯蒂芬·斯托克韦尔主编的《民主:被遮蔽的历史》(Benjamin Isakhan and Stephen Stockwell, The Secret History of Democracy,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一书想质疑的正是这幅标准、但不准确的历史画卷,该书的作者认为,流传甚广的民主叙事有巨大的局限性,它是一种排斥性的历史叙事,人类历史上很多重要的民主时刻因西方中心论的偏见而被遮蔽,被摒弃于民主的历史画卷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标准的民主历史叙事只能算是一幅残卷,该书要做的就是重新勾勒民主的发展历程,为读者提供一幅尽管不完美,但更为丰满的历史长卷。
  《民主:被遮蔽的历史》沿着历史的脉络对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民主时刻进行考察,全书的主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的是古典文明中的民主实践。但是,其古典并不局限于希腊、罗马,而是将视线延伸到公元前2500年,也就是雅典民主产生之前2000年,民主的故事不是从古希腊开始讲起,而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开始讲起。第一章比较古代两河流域的民主和古雅典民主;第二章则考察古老的民主实践如何随着商业网络的拓展,从腓尼基传播到前古典时代的希腊城邦;第三、四两章则将视线转向印度和中国,考察这两个古老文明国家早期的民主实践。
  第二部分考察的是中世纪的民主实践。与标准民主历史叙事不同的是,即使在所谓的黑暗时代,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欧洲之外的地区,尤其是被认为与民主不相容的穆斯林世界,都存在广泛的民主实践。这一部分的三章描述了穆斯林世界和中世纪的冰岛、威尼斯等地广泛存在的各种复杂的协商机制和选举实践。
  第三部分将视线转向地理大发现之后的新世界,这一部分的四章分别描述了在非洲、美洲、澳洲等殖民地发现的土生土长的民主实践,通过梳理发现,无论是乌干达的巴干达人、南非的黑人,还是加拿大西部的梅蒂人、澳大利亚的土著,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他们就发明各式各样的民主制度。
  第四部分共三章,考察的则是现代世界的民主故事,从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的女性主义,到战后新的民主形态—监督型民主(Monitory democracy)。监督型民主是约翰·基恩所使用的一个新词,用以描述战后民主发展的新趋势:大量的权力监督机制到处涌现,其作用范围非常广泛,它遍布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既可能是在国家层面发挥作用,也可能在次国家层面或超国家层面发挥作用。
  作为全书主体的这十四章从不同角度丰富了我们对民主发展历史的认知。其中,第一章和第五章尤其让人感兴趣。
  第一章的主题是比较古代两河流域和古雅典的民主。众所周知,雅典民主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图腾,它不仅是西方民主乃至西方政治的源头,而且是西方政治的理想,今天如果有谁敢挑战这一观念,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但第一章要做的试图纠正这种错误的观念,通过历史比较告诉读者,雅典民主既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最好的。在进行比较之前,作者首先以雅典民主为基础确定了比较的关键指标:公民大会的功能、司法机制、投票和选举程序、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对非公民的系统性排斥。
  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古代两河流域很早就产生了公民大会,比克里斯提尼的改革要早2000年。无论是在公元前2600—前2350年达到其政治经济发展顶点的舒鲁帕克城邦(今伊拉克境内),还是在稍晚些的西帕尔城邦(公元前1890—前1590年,今伊拉克境内),都有公民大会。古代两河流域的公民大会决策的范围很广:灌溉、商业、土地测量、行政事务、对犯罪的公民进行审判、国家安全。公民大会是城邦国家行政机构的核心。而近年的研究表明,雅典的公民大会也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完美,既没有各种精彩纷呈的观点,也没有长时间的辩论。绝大多数与会的公民只是静静地听着,并投票;只有为数不多的公民按照事先的准备发言,提出动议,这些公民当然都是精英,他们富有,并受过良好教育。会场上几乎没有讨论,大多数时候舆论都是一边倒。
  民主的另一个核心成分:正义观念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巴比伦帝国在“正义之王”汉谟拉比统治时期(公元前1792—前1750年),设有司法大会,负责处理复杂的法律议题、司法解释,并对疑难案件进行审判。此后,巴比伦的历代诸王在遇到疑难案件时,也召集司法大会。正如雅各布森所言,同雅典的法庭一样,巴比伦帝国的司法体制从性质上讲是民主的,司法大会是一个面向共同体全体公民的论坛,它拥有判决的权力。  当人们说雅典是民主的时候,一个通常的证据是,雅典有各种投票和选举机制。事实上,在古典时期的两河流域,很早就发明了投票机制。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建立的埃勃拉王国(今叙利亚境内),国王由人民投票选举产生,任期7年。亚述的商业殖民地卡涅什(今土耳其境内),在公元前2000—前1800年,卡涅什的权力掌握在贵族会议手中,这个贵族会议采用了非常先进的投票机制,会议分为三个小组,每个小组独立开展讨论并投票,最后召开全体大会,并计票。如果在贵族会议上达不成共识,议题将提交全体公民会议,全体成年男性均可参加,通过投票来达成最终的决定。
  就公民权利与自由而言,两河流域也不输于雅典。在公元前23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拉格什王朝(今伊拉克境内)就表现出强烈的民主精神,宗教领袖做出集体的政治决定,反对国家的腐败和权力压迫,并在此过程中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使用了“自由”一词。通过这次斗争,国王乌鲁卡基那将自由作为社会的主要信条。他通过免除穷人的债务、消除饥饿和压迫、返还被霸占的土地等措施,来保证所有公民的基本平等,乌鲁卡基那也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为人所知的社会改革家。自由和平等的理想不局限于拉格什,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整个中东都高度尊重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
  赫尔德在《民主的模式》中谈及雅典民主时曾指出,就如何统治的问题上,雅典无疑是非常民主的,它主张人民直接行使权力;但在谁是人民的问题上,雅典又是非常不民主的,它将绝大多数人都排除在民主过程之外,只有公民才能参与政治,妇女、外邦人和奴隶都无权参与,而公民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1/6左右。与雅典相反,古代两河流域的民主实践是建立在非常不同的公民身份观念之上,妇女常常像男人一样参与决策。例如,在巴比伦帝国或亚述帝国,如果贵族会议不能取得共识,他们不是限制参与范围,而是扩大参与范围,常常将平民、青少年和妇女囊括进来。在《汉谟拉比法典》中,对公民身份的界定不是根据年龄、性别、血统或服兵役等指标,而是以阶级为基础。这样,所有的人,不管是年轻还是年老、男性还是女性、外国人还是本地人,都被归入三个阶级之中:自由人、平民和奴隶。自由人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平民没有公民的特权,但鼓励他们参大会,其意见和投票也能对公共事务和法律发挥作用;只有奴隶没有权利,他们从属于自由人、平民或王室。因此,在古巴比伦,实际上只有奴隶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了。换言之,其包容程度超过古雅典。
  作者认为,尽管古代两河流域的民主经验不是那么严格和规范,但是,与后来被视为典范的古雅典相比,它决不“原始”。雅典之所以成为民主的图腾,可能是在18世纪晚期当民主重新出现在欧美时,西方人缺乏关于两河流域的相关知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关于民主起源的想象,一方面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由欧洲当时的知识状况所造成。如果那时的欧洲知道《吉尔伽美什史诗》《汉谟拉比法典》和居鲁士圆柱铭文,也许民主的典范就不是雅典,而是古代两河流域的城邦国家。
  第五章讨论的则是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史。该章的两位作者认为,只要我们抛开美国模式,不是狭隘地将民主理解为一种以选举为中心的政治实践,而是从一种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民主,就会发现伊斯兰文明中包含着很多民主的内容。公民参与是伊斯兰教的基石,尤其是在逊尼派之中。7世纪,当西方人身处黑暗时代时,伊斯兰教将阿拉伯人从部落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了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在位者有责任促进公共利益、保护人民免遭伤害。协商可能是伊斯兰世界最核心的民主原则,它要求政治领袖通过征求共同体成员的意见来对国家实施管理。伊斯兰世界建立了专门的协商制度—舒拉(shura,consultation)。协商的事务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民事、战争、宗教、行政管理。
  伊斯兰世界还建立了自己选举制度。在伊斯兰教之前的阿拉伯世界,就是通过选举产生部落领导人。按照主流伊斯兰教的观点,尽管哈里发要服从真主的律法,但他必须由人民选举产生,并通过人民的宣誓效忠来予以确认。只有通过选举,才能赋予哈里发以合法性。而且,选举建立在人民集体参与的基础上,参与者不限于男性,女性也可以参与。
  对伊斯兰文明的研究表明,欧洲中心论的民主观(民主是西方的产物)是站不住脚的。通过对伊斯兰文明历史的梳理,伊斯兰(无论是作为宗教还是作为文明)内在的基本原则与民主是相容的。在本书的作者看来,这一结论也可推广到印度文明、中国文明等其他古老文明之中。
  作者对这些被遮蔽的历史的重新发掘是否有过度溢美之嫌?作者自己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在结论部分,两位主编承认,无论是标准的民主史,还是对被遮蔽的民主时刻的重新发掘,都对过去过度褒奖,只不过褒奖的对象各有不同。事实上,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议事会中,有一打专制君主,他们根本不在乎臣民。从某种意义上讲,本书的溢美之词也是出于矫枉过正的心态,非如此不足以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种种偏见。
  本书的两位主编坦言,从学术训练上来讲,他们既不是历史学或人类学,也不是地区问题专家,因此,对民主历史的追溯并非纯粹出于对历史本身的兴趣,而是出于对当代政治的关怀。民主形式的多样性可以适时地提醒那些试图用一种理论来理解民主的人们:设计一套僵硬的标准,对各种选举活动或选举制度进行比较,以确定各个国家民主的质量,这种做法太简单粗暴。每一个民主时刻都是自身历史的产物,都体现了人类的创造性,都是各种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不能削足适履,将人类的互动和成就强塞进一个标准的模型之中。
  对历史的解读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未来的策略选择。如果认为民主只有西方一个版本,那么,西方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如果民主不止一个版本,那么,西方经验对于我们来说就只有参考意义,路还得我们自己走。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人自己对民主历史的反思有助于我们对未来民主之路的探寻。历史的教诲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人们生于其中、不可须臾离之的东西,如果要想让民主融入血液,民主就必须扎根于斯。
  (作者: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刘维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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